每经专访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发国债退还全部留抵税款 减轻高科技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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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财经联合研究所专家、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国家商报》记者专访时脱口而出:“就业！

许善达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把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放在首位。如果普通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会伤到他们的骨头。

许善达认为，提高就业率、降低税费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减税和减费将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那么，如果财政收入紧张，社会保障等影响民生的开支又如何解决呢？中国的减税和减费空间有多大？对于哪些行业和领域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减税和减费力度，许善达有自己的深入见解。

促进家庭等资源进入市场

Nbd: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你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许善达:疫情引发的主要矛盾是恢复工作和生产、普通人就业和小微企业生存。现在迫切需要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关系到居民的收入。如果居民没有收入，消费就不会上升，国内需求也会受到阻碍。相对而言，大型企业的发展压力要小得多，因为大型企业有能力参与一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如新基础设施、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这样可以更好地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使普通人渡过这场流行病，实现稳定的就业。要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必须调动相关资源，但基层往往缺乏资源，必须从全国各级筹集资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放在首位。如果普通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将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情。

在企业减负方面，减税和减费减轻了企业的许多负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促进就业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可以考虑一些措施，如减税时间是否可以延长，某些地方是否可以增加财政补贴。

Nbd:有哪些潜在资源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许善达:还有很多资源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包括土地，尤其是农村宅基地，还没有很好地进入市场。现在我们应该考虑调动这部分资源进入市场。一旦这些宝贵的资源被调动起来，经济增长将不再仅仅由原有资源本身来驱动，而是由新资源的注入来带动，这是我国现在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最近，国家出台了一份文件，其中提到了宅基地的三权分离。原来，只有农村集体土地提到了这三项权利。这个宅地也提到了三项权利。目的是挖掘出一些在开发过程中尚未进入市场的资源。

判断税收负担应该考虑国情

国家统计局: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减税和减费。我们如何判断企业税负是轻还是重？

许善达:十八大后的头两三年，中央几个文件都提到宏观税负，用的都是基本稳定的宏观税负。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并在当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宏观税负是高还是低？一些学者建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低于其他国家，应该提高。也有学者指出，当时中央政府认为宏观税负水平是合适的，所以提出稳定，不减不增。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我想当我说稳定时，我想留出时间思考。事实上，上海在2012年就开始试点营改增，而营改增的目的就是减税；包括2008年企业所得税中外资和内资的合并，以及2009年全国范围内机器设备购置税的允许抵扣，这些都是减税措施。

上海劳改营改革试点不到半年，许多地方都作了报告，要求实行劳改营改革。最典型的积极推进劳改营改革的例子是苏州市。

原来，苏州的广告公司要缴纳营业税。如果苏州公司找当地广告公司做生意，他们不能扣除营业税发票，但如果他们找上海广告公司做生意，他们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可以扣除，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苏州的许多公司将广告业务转移到了上海。上海收税，但扣除了苏州的发票。因此，苏州广告公司的业务减少，营业税降低。

随后，难民营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并立即向前推进，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最初在几个行业进行试点，2016年扩展到所有行业。虽然中央政府在改革试点之初仍强调稳定宏观税负，但这实际上是一项减轻税负的措施。

许多专家将中国所谓的宏观税负统计与国外的统计表进行比较，并将中国的口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例如，北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超过50%，但这些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政府支出结构与我们完全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比较肯定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有四个因素可以用来判断宏观税负:国家安全、居民福利、行政管理和经济竞争力。现在，经济竞争力因素在判断宏观税负方面比过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向后移动

Nbd:减税和减费在短期内会带来财政压力，会不会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领域的财政支付压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和税收体系将会发生什么？

许善达:1998年中国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由于当时的财政压力，没有实行国家统筹，而是由省协调，有些地方还由市县协调。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了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短缺的问题，建立了多种渠道，如配置国有资本。恐怕单靠征收社会保障费解决不了社会保障费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现在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在就业时没有缴纳社会保障，那部分钱在当时成为国有资本，所以这部分钱需要由国有资本来补偿。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所有的拨款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就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现在，10%的分配应该集中在一个池中。

目前，有必要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缴费率。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仍然高于国外，因此我们应该配置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最终实施国家统筹。

国家统筹意味着支出责任转移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减少支出压力。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由社会保障费率下调引起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收入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在税收方面，中央增值税最初按75%和25%的比例分配，营业税归地方政府所有。现在营业税包括在内，分为50-50。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当时，中央政府决定采用这种方法2-3年。后来，2-3年是不够的，并决定延长。然而，50/50增值税也不是目标。

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将消费税转移到零售环节。现在，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征收。例如，汽车工厂缴纳消费税，买车的人不必缴纳消费税。后来，税收将转移到零售环节，这降低了制造商的融资成本。此外，征税范围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生产汽车的人纳税，但现在卖汽车的人纳税。

因此，整个税收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后，消费税被分配给地方政府，每年约1万亿元，这相当于弥补了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营业税的损失，后者也约为1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也应该考虑恢复更高比例的增值税，但前提是消费税应该交给地方政府。

我认为，当税收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变化时，整个中央和地方新的财税体制就会形成。

发行国债并退还所有保留的税款

Nbd:你认为调整财政和税收制度需要多长时间？空还有多少空间继续减税和减费？

许善达:我认为调整应该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当前全球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考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必须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行税制的竞争力仍然不足，因此减税和减费将会继续。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措施叫做减税，即如果减税，就不需要减税；另一项措施是推迟征税。推迟征税时间只是暂时的，不需要交给政府，需要以后再付。例如，最重要的一个是增值税免税的退税，这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从2018年到2019年，那一年的一般预算收入被用来退还部分两年，但这种力度仍然不够。不仅库存不能退还，甚至增量也不能退还，也就是说，那一年还在增长。

然而，这篇文章对高科技和重资产企业有很大的影响。高技术和重资产企业一般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一般需要3-5年。一些企业计算，从建设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10年时间来抵消税收优惠。在这10年中，企业不得不承担这部分融资压力，提高资产负债率，增加融资成本。

为此，我们作了报告，使用特别国债或特别国债，发行国债将全额退还保留的税款，而债务利息将由国家承担，具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

我们计算过，如果政府承担这部分成本，也就是数百亿的利息，但企业承担这部分利息，就要花费几千亿元，相当于从整个国民经济中节省数百亿美元，这就减轻了企业的负担，特别是资产沉重的高科技企业的负担。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需要发行政府债券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一般预算来退税，这个问题恐怕会很难解决。

此外，在减税和减费方面，除了退税外，还有研发投资。在一些发达国家，税前扣除额达到200%~300%，过去约为150%，后来增加到175%，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R&D投资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原本在研发上投入较多，如果我国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比发达国家重，企业的竞争力将难以保证，不利于创新。要克服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从减税和减费方面入手。

图片来源: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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