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系统性风险七大重点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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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准确脱贫和防治污染的硬仗”，其中“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任务的第一项。经过几年的攻坚，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方面，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2018年m2占gdp的比重为202.9%，比2017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微观杠杆率是可控的:2018年12月末，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6.57，比2017年略有上升0.7个百分点，总体上是适度可控的。

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的三大战役赢得了第一仗。十九年，我们要突出问题，打好关键仗。”2019年的关键战役是什么？结合19大以来中国防范和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部署和实际成果，2019年风险防范的重点战役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金融市场的共振与传染。近年来，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为首的全球央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进入货币正常化，未来几年，全球将面临流动性拐点。在后量化时期，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除流动性拐点外，自2018年以来，主流预测机构已经降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9%下调至3.7%，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预测也下调。在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主要国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美国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引发的中国股市、债市和外汇市场的共鸣。

不良资产风险:僵尸企业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般来说，不良资产包括银行不良资产、政府不良资产、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以及实体企业的不良资产。在所有不良资产中，金融企业是不良资产的来源，而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来源。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首先，银行体系的坏账率，尤其是商业银行，近年来有所上升；二是中小机构融资渠道受阻导致的流动性短缺风险；第三，在银行不良贷款率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很难提高银行贷款的风险偏好。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数据，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89%，比2017年高出0.15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点。国有僵尸企业的存在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密切相关。中国有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难以破产、难以新生，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展期贷款维持经营，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国有企业。第三，一些地方国有商业银行受制于地方政府，银行的信贷决策不能完全独立，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信贷资源，而且在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流动性风险: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短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的首要问题。近年来，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已经从超额风险转变为流动性短缺风险。面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激增，央行从2006年开始提出加强流动性管理，而“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当时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自2016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告别过去流动性过剩的时代。在“去杠杆化”和“强监管”的背景下，2016年以来，新的金融法规、“三违”、“三套利”、“四不当”和新的资产管理法规等政策相继登陆中国，中国一度面临“流动性短缺”。流动性短缺风险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银行间同业存单的交叉持有和相互拆借导致流动性风险扩散。一些中小银行以质押等形式进行杠杆投资。当质押资产的市场价格下跌时，银行账面将缩水，导致银行流动性迅速收缩。当许多银行间交易员参与时，大量抵押资产将缩水，并以低价出售。此外，抵押资产的风险也可能影响票据等资产，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可能会蔓延到非银行机构，流动性风险很容易上升为信用风险甚至金融风险。二是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信托投资和经纪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标的资产大多是非标准产品。在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评估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将承担非标准资产转换为标准资产或赎回银行外包业务的压力。在去杠杆化过程中，这些风险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以下“非标准”操作标准和规范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债券违约风险:私人和中小企业对信用债券违约。2018年，中国信用债券市场共有165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总额达1506.8亿元，超过了过去三年的违约总额。在供应方改革之前，一些顺周期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主营业务长期亏损，资产负债率高，信用评级低，赎回压力大，尤其是钢铁和煤炭等行业。从违约主体结构来看，2017年，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城市投资债券、民营企业债券违约较多。自2018年以来，信用债券违约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从融资渠道和流动性协调者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中有许多背书保证机构，流动性供给渠道也是多样化的。然而，面临股权质押和流动性短缺风险的民营企业得到的支持有限，这也是2018年信用债券违约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的重要原因。2018年，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RRR减排和tmlf，帮助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缓解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风险，但部分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和修复基础仍不牢固。

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债务是指由政府或其相关部门直接借入、担保和所欠，必须由政府偿还的债务。1994年，国务院规定财政部不得透支中央银行贷款，政府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从那以后，政府债务的规模逐渐扩大。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83862亿元，比1994年大幅增加。自2016年以来，财政部界定了地方政府和城市投资公司之间的界限，并防止地区风险增加债务。目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近年来，一些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开发建设等原因，积累了大量债务。随着中国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以前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方式已不再可持续。然而，如何安全释放过去各地区积累的债务风险，是关注稳定增长和去杠杆化的地方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互联网金融风险:p2p标准化后行业将何去何从？行业重组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处于门槛低、标准低的状态，风险迅速积累。例如，一些互联网理财产品承诺的高回报率远远高于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这就隐藏了更高的信用违约风险。此外，基本资产信息不透明，导致一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徘徊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正常情况下，p2p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较差。互联网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资产期限更长，债务期限更短。一旦债务不能按时滚动，流动性和赎回风险可能会出现。本轮去杠杆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复杂局面。然而，互联网金融整顿后，行业急剧收紧，导致更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大规模违约；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停滞不前，如何修复互联网产业生态，作为普惠金融的有益补充，是一个新问题。

修复受损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2018年，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大棒政策，全球贸易关系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冲击。修复和建立新的贸易体系需要时间。此外，2019年1月15日，英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否决了特里萨·梅的英国退出欧盟协议，这使得英国退出欧盟陷入僵局，这使得英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再次放缓。英国退出欧盟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英国的就业市场、企业投资和招聘计划。英国退出欧盟不确定的前景对全球资本市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未来发展中美之间良好的竞争和共生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主题。

无论是旧的风险还是新的不确定性，要打好这七场仗，首先要促进稳定增长，推进改革，调整结构，造福民生，防范风险，进一步稳定就业、金融、外贸、投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其次，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框架，提高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强化资本约束，规范表外业务和渠道业务等。，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整体杠杆率，抑制风险积累。第三，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新体系，强化国有企业债务约束。最后，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种不规范业务，从源头上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同时，应进行压力测试，科学评估各受试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事件后果，并做好事件后监管。

(作者是经济学博士，长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处处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来源：新浪直播网